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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禅让是一个政治谎言

-|分类:历史趣闻|2017-08-07 20:11:55| 古代


禅让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上古圣贤政治,在仲尼门徒一厢情愿的梦想中,禅让是儒家道统战胜政统的标志。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执掌政权的领袖同时也应该是道德的完人。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治国。按照这个逻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治国的标志性人物,只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以后,这种政道合一的政治模式才被破坏。

这是儒家士子永远的遗憾。

自孔子始,历代儒家领袖都在为恢复上古圣贤政治而努力。不过他们不再奢望圣人能执掌政权,而只是希望执掌政权的领袖能成为圣人,也就是所谓“致君尧舜”。然而,禅让这个上古政治春梦,真的存在过吗?

最早对尧舜禅让提出质疑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接受汉献帝禅让后脱口而出了一句话:“舜禹受禅,我今方知。”在政出于曹氏的现实面前,当了多年政治傀儡的汉献帝再也无法与没有道德包袱的曹丕并立于世了。曹丕以己之心度舜禹之腹,一下子就击碎了尧舜禅让的美丽政治神话。

一部有别于正统的异类史书《竹书纪年》也支持这种说法:“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意思是说,舜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和太子丹朱,夺取了帝位。透过《尚书》,我们依稀可看到其中的残酷和恐怖:“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在上演了受禅的一出戏之后,舜就迫不及待地诛杀了忠于帝尧的前朝重臣,用杀猴给鸡看的策略,来警告任何敢质疑其权力合法性的异见人士。“四罪而天下服”,即如果不采取这种非常而坚决的手段,如果不放弃妇人之仁,也就是说,不对帝尧的“四大护法”下重手,则天下是不能服的。

现在让我们剥下儒家描在舜身上的美丽文饰,看看真实的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众所周知,舜起自田间,躬耕历山。一个乡下的穷孩子,在和平年代从一个普通村民,数十年间竟能先后娶帝尧二女,成为朝廷重臣,再为摄政王,最后践天子位。这不能不说是个异数,也不能说舜没有过人之处和独得之秘。

在和平年代,获得政治地位自有它的一定程序,比不得乱世,王侯将相多出于草莽。因此,和平于小百姓是福气,但于政治野心家却不能不说是个限制。但对于真正有手段的政治高手,和平未必就是障碍。我们知道,科举时代通过考试获得进身之阶;在科举之前,选拔官员是征辟,即朝廷听说某人有贤名,就下诏调他为政府效力,就是让他出任官员。因此,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要想进入政治轨道,就不能默默无闻,就必须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怎样才能博取名声呢?无非是德行或才能出类拔萃。但以才能显名于世,不如用德行获得名声来得快,因为才能要到为官用事时才会看出来,可德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表现,所谓大德只在细行,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彰显一个人的高尚品德。所以,世上有志“兼善天下”、等待朝廷征辟的人,就在德行上猛下功夫,不是以隐逸山野来彰显自己淡泊名利的高行,就是以事亲至孝来获得孝子的美名,或者以仗义疏财获得一方善人的荣誉称号。而这在征辟制度实行得比较积极的汉代最明显。

舜的独得之秘就是他的做秀功夫一流。舜之所以被帝尧征辟用事,就在于他在德行和才能上都获得了非比一般的社会声誉,在隐逸、孝行和才能上都下了一番功夫。

首先是在孝上着力。史载舜“父顽母嚣弟傲”,他的父亲、继母和异母弟为了杀害他,费尽了手段。这里有些让人不明不白,舜家里并没有多少财产,舜的家人为什么屡屡要对他赶尽杀绝?更不可思议、不合情理的是,在舜已经成为帝尧的女婿之后,他的家人还在继续进行对他的种种谋杀活动,如在舜修谷仓时火烧谷仓,在舜穿井时落井下石,种种都志在杀之而后快。如果说杀舜是他弟弟象为了独得家产,但在舜贵为驸马后,对于自私的象来说,攀附哥哥比杀害哥哥更能获得利益。史书对此有一个解释:象在这时候之所以还企图谋杀舜,是为了兄终弟及,继承舜的琴和两个如花似玉的公主嫂子,自己做帝尧的驸马。但这种说法很牵强,因为杀害驸马的政治风险太大了。试想,舜的非正常死亡,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只能是象母子,因为之前他们就有种种对舜不善的恶名传于外。象难道不明白,骄傲的两位公主会跟杀夫仇人结婚吗?她们会放过杀夫之人吗?以人心度人心,无论君子还是小人,规避危险是一样的。因此,正史关于舜与其家人的恩怨,不是执掌政权的舜的创作,就是他们合演的双簧。

但创作也好,双簧也好,反正舜通过它获得了孝子的美名,这才是最终目的。有了孝子美名后,舜就在历山地面上轰轰烈烈地演绎起他的德与能。他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以至他到哪里,老百姓跟到哪里;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舜一到就迎刃而解;老百姓发生纠纷,也都找他均裁,他一裁还无有不服。当然,这也都是后来舜的御用历史学家所言。总之,他的名字很快就穿越历山,上达天听,于是就被朝廷征辟,入朝用事。

舜到了帝尧的朝廷后,很快得到帝尧的欢心。帝尧末年,灾害频仍,“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共工、鲧、欢兜等一干名臣此时都在朝用事,这些人都是舜的前辈,舜想有所为,不能越过他们,但他们都没有舜的一个有利条件——舜是驸马,是帝尧在丹朱之外最信得过的人。也许就是因为这份相信,尧晚年不问政事,沉迷修道,对舜的奏请一概是圈阅同意。在舜用事二十年之后,朝廷早已物是人非,昔日英华未经秋而凋落,舜之羽翼已成。政出于舜而不在尧,帝尧大权旁落后终被幽禁深宫,太子丹朱也被另处囚禁。但老奸巨猾的舜并没有马上取代尧,他只是摄天子政,在做了八年摄政王之后才惺惺作态一番,假意归政丹朱,但据说由于老百姓不同意,他才勉勉强强地登上帝位。

关于舜归政丹朱的做秀,司马迁这样写道:“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

试比较一下,一个是当政近三十年,又是当今摄政王,满朝文武几乎尽出于他栽培;一个虽然是太子,却早被政敌加上了不贤之名,并被幽囚多年。一无羽翼、赤手空拳的太子又怎么能与积威积权的摄政王抗衡呢?只要脑子没进水,没有人会不朝舜而朝丹朱的。

舜的摄天子政,在数千年后还有王莽的居摄和假皇帝相媲美。有趣的是,舜假惺惺地叹气:“天意如此!”王莽后来废汉时也有样学样地说是迫于“皇天威命”。不管是不是王莽东施效颦,但起码王莽看清楚了尧舜禅让的实质:从来惟大英雄能识英雄,也惟大奸雄能识奸雄。

这种政治权谋就怕有了开头,坏的先例一开,就免不了骨牌效应。舜费尽心机地登上天子位,却也同时坐上了政治火山。帝尧留下的烂摊子要他去收拾,天下虽然一时被他恐吓住了,但他接收的只是个泽国,洪水泛滥经年,人民几为鱼鳖。要想真正坐稳天下,当务之急是把水治好,只有先服了水,才能真正让人心服。没办法,舜只得起用出于治水世家的禹。

在此之前,舜杀了禹的父亲——治水的鲧。杀人父用人子,舜难道不知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吗?可是除了禹,没有人有能力治水,舜不得不控制性地使用禹。禹后来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除了表明他敬业外,也许更主要的原因是不想让帝舜抓住他一丝一毫的缺失。如果他治水过程中过家门而入的话,帝舜完全可以因此下诏斥责他疏于职守,为家忘国,甚至扣上更严重的政治帽子:罔顾圣恩,不体朝廷拳拳爱民之心,为儿女私情而忘君臣大义。大禹后来以俭朴著称,恐怕也与他所处的百般猜忌的政治环境有莫大干连。因为对于大禹来说,怀抱血海深仇,在仇敌手下讨生活,只能如履深渊,如履薄冰。

当大禹奉诏治水时,洪水已经成了国家的心腹之患,治水也自然成为国家压倒一切的任务。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所有的衙门、所有的资源和所有的人都要为治水让路。在此过程之中,国家的权力中心无形中就与治水指挥部重合起来。国家的生杀予夺,人事上的升迁进退,都可以凭对治水的态度“一票否决”。这在帝舜是不得以为之,但在大禹来说,却是个天与的莫大机会。最终,大禹疏通九河,引江入海,建下旷世之勋,也因了这一德被万民的震主之功,更主要的是在治水过程中无形中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掌管了整个国家的人财物,大禹的光芒盖过了帝舜。在伯益等部将的拥戴之下,禹受舜禅也就顺理成章了。

历史在此又简单地重复了一下。禹受舜禅,也照抄帝舜当年的旧作:“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

不过大禹不像舜当年那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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